9月25日，簋街某饭店门前，三名代驾在聊天。
9月25日，簋街，一名代驾把自己的脚踏车放进雇主的后备厢。
9月25日，三里屯，一位代驾在饭店门口联系雇主。
2011年5月开始，醉驾入刑，酒后找代驾越来越成为一种刚性需求，据一份《2015上半年酒驾安全形势报告》，2015年1至6月，全国代驾使用次数3300万次，同比增长210%。而根据预算，中国的代驾日单量将可能达到500万单，年市场规模超千亿元。
而在互联网＋的大潮下，就着智能手机平台的美酒瓜分这块蛋糕的公司也越来越多，而此前传统代驾行业存在的问题却依然存在：代驾出事故后理赔难、招聘司机把关不严、小公司业务不济跑路……
近日，记者体验“应聘”互联网代驾司机，发现面试过程简单，可轻松上岗，代驾公司甚至连应聘者的驾照都不看。
一些业内人士表示，长久以来，汽车代驾行业一直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和机构来规范运营，处于无主管单位、无行业规范、无准入门槛的“三无”状态，行业参与者基本处于自律的状态。
代驾前传
草莽时代，鱼龙混杂
北京人卢泳今年56岁，5年前成了一名专职代驾司机，目前，他服务于某知名代驾软件。5年的代驾生涯，他经历了传统代驾公司到互联网代驾的变革。
最开始干代驾是2010年6月份，卢泳加入了北京一家大型国企旗下的代驾公司，他回忆，当时还是传统代驾的天下，公司对司机的要求不是很高，5年以上驾龄就行，上岗就是在家等公司派单。
“有时候三天一个单，有时候一个月才能等来一个活。”100元的起步费，20%归提供中介的餐厅，其余部分和公司对半开，活少赚不到钱，两个月后，卢泳辞职。
那时候，除了一些代驾公司，还有不少个体代驾司机出没在簋街、工体等地趴活。“也有一个小头头联系三五个司机组成的草台班子，也就是常说的黑代驾。”
一位代驾业内人士称，那时候代驾收费高，起步就是两三百，没有统一标准，都是口头议价。出了四环五环，甚至会收到四百五百元。“还有司机看车收钱，比如你开了辆路虎，直接就问你四百走不走。”
除了随口要价，一些黑代驾到了目的地后还会临时加价。再加100块，因为回去得打车，有时客人不愿意，他们还会威胁道，“你不给，我可知道你车在哪。”
卢泳还记得，自己拉过的一个客人就遭遇过黑代驾：司机上车后表现得很生疏，开上路晃晃悠悠，一问，拿本一年，没摸过几次车，车主一路上都担惊受怕。
行业过渡期
软件盛行，传统代驾式微
从那家小公司辞职后，卢泳加入了另一家有300人司机团队的代驾公司，据他讲，这家公司的规模在北京代驾市场已经算数一数二。
跟第一家不同，这家公司要求代驾司机参加上路考试，刚入职的三个月，属于培训见习期，每天下午，师傅都得前往固定的地点，接受服务流程、礼仪话术、操作规范等方面的培训，通过测试后，才能正式上岗。
上岗后，司机需要在公司固定的站点等活，干完一单后得打电话向公司报单，然后才能等下一单。
到了后期，这家公司也用上了手机软件，但当时的软件并不好用，有时候抢到的单比较远，赶过去就得半个小时，“还有时候你在地图中连自己的位置都找不到。”
代驾过程中的事故理赔，也是卢泳觉得不能安心干活的一点。当时，代驾公司基本都规定先走车主的保险，不足部分则需要司机自己承担。有的轮胎扎了，不在保险范围，或者保险刚刚过期，就得代驾师傅自掏腰包。
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卢泳再次跳槽，加入了目前代驾领域一个较为知名的公司。新公司的软件好用了很多，在他看来突破了传统：新公司的软件会把活派给最近的司机，对双方来说省事很多。
此外，新公司会收取每单2元钱保险费，出了事故公司会出面理赔，司机干起活来也踏实了许多。逐渐的，一些传统公司的单子越来越少，司机也留不住，“只能自生自灭。”
市场现状
代驾招聘 驾照都不看
黑代驾安全没保障，通过手机软件叫来的正规代驾就一定靠谱吗？
近日，新京报记者体验应聘总部设在北京的一家互联网代驾公司。该公司规定，驾龄达到5年，有本市户籍人员担保，通过笔试、路考即可入职。
这也是大多数代驾软件招聘司机的要求，但事实上，该公司的入职标准并没有这么严格。
先在网上填写一张表格，两天后，这家公司就发来短信通知面试。面试的过程非常简单，工作人员拿来一份代驾平台使用协议，让求职者读完无异议后填写入职申请表。
拿着填好的表格，对方问了一些问题：“以前干过代驾吗？”、“对北京的路熟吗？”、“酒仙桥在什么位置？”、“五道口呢？”
记者简单答出了大致方位，对方说，看来你还不太熟，以后多看看地图。至此，面试算完成了，记者也并未被要求出示驾照验证驾龄。
工作人员称，接下来就可以办理入职手续了，交100元的服装费和500元个人充值金，下载司机端软件，接受安全知识、礼仪、软件使用方法的培训，当天晚上就可以接单干活了。记者询问，是否需要路考，对方说“不用考试，直接交钱就上岗。”
对于公司宣传时规定的外地户口司机需要找本市户口人担保，对方并未提及。
当天，与记者同时前往应聘的一名男子称，他的驾龄确实达到了五年，但实际上很少“摸车”，好在公司没有实际考察。
■ 行业准入
非强制性行业规范将出台
市场很大，问题频频，一些业内人士表示，长久以来，汽车代驾行业一直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和机构来规范运营，市场参与主体鱼龙混杂，处于无主管单位、无行业规范、无准入门槛的“三无”状态，行业参与者基本处于自律的状态。
记者从国资委主管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了解到，早在去年2月，该协会就组织相关专家起草了《代驾经营服务规范》，《规范》对代驾企业与代驾司机都列出了明确规范，包括代驾保险、培训、上岗等多个方面。目前《规范》已经报送商务部审核。
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称，这是一个非强制性的推荐行标，对代驾企业如何自律管理、规范经营可以起到引导作用。如果规范实施了，协会可能还会在行业内进行达标企业的评选，给消费者一个参考。
今年1月份，该协会发起成立了中国代驾联盟，来自全国26个地区的101家代驾企业成为代驾联盟会员。中国代驾联盟成立后，将逐步解决目前行业普遍存在的规模小、管理不规范、无序竞争等问题。
该联盟常务副秘书长柳静向新京报记者介绍，按照联盟条例，成员必须是具有一定经营管理实力、品牌影响力及服务水平较高、运作规范的代驾公司，且需要拥有50位代驾司机，并保持不低于10%的年增长率，不少于30单/天。
柳静举例，规范内明确规定，代驾公司必须购买代驾责任险，以保证车主和代驾司机的权益。此外，未来的代驾司机可能会持证上岗，“规范的企业肯定都希望所有代驾员持证上岗。”
乱象1
抢地盘闹群殴代驾酒后上岗
不过，一些地方的黑代驾依然存在，这时，通过软件接活的代驾司机们成了弱势群体。
卢泳说有时会去东单附近的一家KTV外等活，常会有人来驱赶他，“说影响生意，我们就坐到马路对面的长椅上等，对方也会跑过来赶人，甚至会动手。”
卢泳所说的为抢地盘发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。
今年3月，在广州沿江中路的一家酒吧门口，保安与某互联网代驾公司司机发生冲突，两名代驾人员在酒吧门口揽客时，保安上前“劝阻”并踢了代驾司机。之后对方叫了很多人，围住酒吧，双方共发生3次冲突，一直从凌晨两点持续到早晨六点。
此外，酒后代驾的新闻也常见诸报端。今年6月10日晚间，一辆丰田小汽车在北京朝阳区安立路慧忠路口处，追尾了一辆沃尔沃小汽车。经鉴定，丰田车代驾司机郭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4.9mg/100ml。
在警方现场拍摄的事故视频中，郭某已经意识不清，甚至醉倒在地扶不起来，而三位乘客也醉酒严重。
庭审中，郭某对指控罪名没有异议。他称来京代驾已有数月，平常都是在酒店旁边揽活，事发当晚有三个醉酒的人从酒店出来，他正好路过就为他们代驾了。
郭某称当天自己喝多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上车了，“真的非常后悔。”最后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一审判处郭某拘役5个月，罚金5000元。
今年5月，还有媒体报道了一起代驾拍下醉酒女司机裸照敲诈的案件。
一次醉酒后，温州女子阿琳让熟识的代驾小周将自己送回家，第二天醒来却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宾馆的床上。小周趁她不省人事时，拍下裸照和视频，并勒索20万元。
代驾小周一度威胁称，如果阿琳报警，就把照片和视频都传到网上。一番交涉后两人约定，阿琳拿两万元赎回照片，而在交钱时，小周却因为胆怯没有出现。
阿琳最终报警，法院以敲诈罪(犯罪未遂)，判处代驾小周有期徒刑八个月。
乱象2
理赔无标准 代驾撞车车主掏腰包
虽然大多数客户的使用习惯和信任程度已逐渐向app代驾倾斜，但因为没有统一的行业规范和门槛，事故理赔难问题依然存在。
今年4月20日晚，北京车主孙洋和朋友饮酒后，通过某总部位于上海的手机软件叫来了一名代驾司机。服务开始后，车还未驶出车位，便与一辆奥迪车相撞，当时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，孙洋的车负全责。
事发后，代驾公司表示需要孙洋先垫付两车约4万元的修理费，随后再对其赔偿。
但赔付的过程并不顺利，该公司表示，经过调查后发现，当事司机早已离职，事发时并非其签约司机，所以不能报销相关费用。
孙洋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，因为他是通过软件叫来的代驾，当事司机的手机截屏也显示，其司机端软件明确有当时的订单。
今年8月，有媒体报道此事后，该公司工作人员再次联系孙洋，表示愿意报销其损失。但车主告诉新京报记者，该公司许诺之后再未联系他，报销事宜又一度搁浅。
事实上，各家公司对代驾服务中的事故处理办法不尽相同，一些主流的代驾公司规定，出险后由车主自身保险先行赔付，不足或拒赔部分，再由代驾公司赔付，并对因事故可能造成客户次年保费上涨部分进行补偿。
一些规模较小的代驾公司则直接规定，事故造成损失由当事司机承担，公司只负有督促责任。
乱象3
代驾公司欠薪跑路 司机维权无门
除了车主会在代驾服务中碰到麻烦，一些加盟的司机们也遇到了维权难的问题：账户工资无法提现，找上门发现公司已经跑路。
2013年12月，张海成为了北京7080代驾的一名司机，公司与他约定，客户通过手机支付的服务费将存入后台账户，司机可以定期提现。今年8月份，他按往常那样发去提现短信，申请将账户里的2000余元提出来，但这次钱却迟迟没有到账。
此时，公司客服和业务经理的电话也打不通了，他赶去公司办公地点，发现原址已经是另一家公司在办公了。
张海打了110，警方表示，因为他和公司签有协议，这种情况无法立案，只能通过诉讼解决。此后，他还前往朝阳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但因为自己与公司属于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，申请未被受理。
在维权过程中，张海了解到公司有300余名司机和他面临同样的问题。他加入了一个有49人的维权群，经过统计，这些司机中少的被欠500元，多的有5000余元。
除了公司跑路，在整个代驾行业生态链的末端，一些小公司也很不靠谱。
今年3月，北京人李文在网上看到了一家代驾公司的招聘启事，“公司名没听过，但一百度能搜到它的很多广告”。
入职后，所有司机都需缴纳500元的信息服务费，培训时李文发现公司的规模并非他想的那么小，和他一起培训的有上百人。
而此后的半年间，李文一个活都没接到过，最后连公司的电话也很难打通了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记者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，并没有找到该款代驾软件，只能通过扫描公司网站上的二维码下载。
9月17日晚上8点44分，正值代驾需求的高峰期，而该软件在全北京范围内，只有6名司机在线。
李文说，遇到同样情况的不止他一人，面临公司惨淡的业务情况，在他想终止与这家公司的合作时，却发现想要回500元钱的信息费却并非易事。
公司与司机的合作协议写着，合同有效期内，任何一方无特殊情况不得解除合同，而这份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，特殊情况则为“自然灾害、乙方违法犯罪、亡故或直系亲属亡故”等。
也就是说，正常情况下，自己一年后才能申请将这笔钱拿回来，“而一年后，我还找得到他们吗？”（记者 赵力）(文中卢泳、孙洋、张海、李文均为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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