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在学术研究上向来重视古为今用，而且往往另辟要径，比如《资治通鉴》本是为帝王讲解治国之道的，父亲却推荐李慈雄等从商的弟子学习，并让大家结合实际进行讨论。父亲说，管理一个企业，和治理一个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，假如懂得了《资治通鉴》里那些帝王的用人之道，以及人臣将相间的应对之术，就可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，游刃有余了。
父亲讲，“文景之治”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太平盛世，这与当时的统治者“内用黄老，外施儒术”的治国方略密不可分。历代君王治国，都要懂得“外圆内方”的黄老之术。假如一个人为人处世处处棱角分明，走到哪里都磕磕碰碰，那么一定会受人打压，空有一身抱负而无处施展，所以为人外在要圆，而内方则是指待人接物要讲原则有底线。做企业同样如此，既要灵活机变，积极适应市场和社会需求，主动调整计划方案，更要坚持原则和底线，坚持公司的大方向和大战略，承担起应负的社会和历史责任。
父亲认为，赚钱虽难，但用钱更难。如果在饮食男女等低层次的享乐上肆意放纵心欲，胡乱挥霍，那算不上会用钱，只有用钱来做好事，才是真的会用钱。做好事，也不是向穷人撒一把钱就可以的，而要讲求机缘，有时甚至还要水磨工夫。在一次演讲中，他讲到，布施有两种，一种是钱财的布施，另一种是智慧的布施。他还改编了范仲淹的一首诗，以警示在商海浮沉之辈：
世事循环望九州，前人财产后人收。
后人收得休欢喜，更有收人在后头。
父亲曾在面对民营企业家的讲座中说：“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指数很低，辛苦指数很高，发财了不幸福，发达了不快乐，白天当老板，晚上睡地板，中午还要盯牢创业板追求目标物质化，其实是文化贫乏，中国的市场经济如果缺少文化干预，缺少文明指引，就成了西瓜皮，滑到哪里算哪里。”他希望企业家不要过分追求财富，而要有责任担当。他认为：“现在绝大多数人做的不是事业，他们只知道赚钱。中国文化对‘事业’的定义很艰深，《易经》有云，举而措之天下之民，谓之事业。像现在随便开个公司赚点钱，那只能算作职业。真正的事业，是为‘天下之民’的利益干的，否则都是职业而已。因此我们为何要修炼?为何要反思？我们就是要追求并非只为了生活，而要追求生命更深层次的东西。”
《父亲南怀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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