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在学术研究上向来重视古为今用,而且往往另辟要径,比如《资治通鉴》本是为帝王讲解治国之道的,父亲却推荐李慈雄等从商的弟子学习,并让大家结合实际进行讨论。父亲说,管理一个企业,和治理一个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,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,假如懂得了《资治通鉴》里那些帝王的用人之道,以及人臣将相间的应对之术,就可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游刃有余了。
父亲讲,“文景之治”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太平盛世,这与当时的统治者“内用黄老,外施儒术”的治国方略密不可分。历代君王治国,都要懂得“外圆内方”的黄老之术。假如一个人为人处世处处棱角分明,走到哪里都磕磕碰碰,那么一定会受人打压,空有一身抱负而无处施展,所以为人外在要圆,而内方则是指待人接物要讲原则有底线。做企业同样如此,既要灵活机变,积极适应市场和社会需求,主动调整计划方案,更要坚持原则和底线,坚持公司的大方向和大战略,承担起应负的社会和历史责任。
父亲认为,赚钱虽难,但用钱更难。如果在饮食男女等低层次的享乐上肆意放纵心欲,胡乱挥霍,那算不上会用钱,只有用钱来做好事,才是真的会用钱。做好事,也不是向穷人撒一把钱就可以的,而要讲求机缘,有时甚至还要水磨工夫。在一次演讲中,他讲到,布施有两种,一种是钱财的布施,另一种是智慧的布施。他还改编了范仲淹的一首诗,以警示在商海浮沉之辈:
世事循环望九州,前人财产后人收。
后人收得休欢喜,更有收人在后头。
父亲曾在面对民营企业家的讲座中说:“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指数很低,辛苦指数很高,发财了不幸福,发达了不快乐,白天当老板,晚上睡地板,中午还要盯牢创业板追求目标物质化,其实是文化贫乏,中国的市场经济如果缺少文化干预,缺少文明指引,就成了西瓜皮,滑到哪里算哪里。”他希望企业家不要过分追求财富,而要有责任担当。他认为:“现在绝大多数人做的不是事业,他们只知道赚钱。中国文化对‘事业’的定义很艰深,《易经》有云,举而措之天下之民,谓之事业。像现在随便开个公司赚点钱,那只能算作职业。真正的事业,是为‘天下之民’的利益干的,否则都是职业而已。因此我们为何要修炼?为何要反思?我们就是要追求并非只为了生活,而要追求生命更深层次的东西。”
《父亲南怀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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